圣徒伯纳德：生于一世，造福千秋

 圣徒伯纳德：生于一世，造福千秋

克莱沃的伯纳德（1090-1153）生评及思想

作者：Tony Lane 译者：陈知纲

伯纳德的生平与教导，对人有恒久的吸引力和永恒的意义及价值。

说克莱沃的伯纳德是“一位宜古宜今的人物”，是名至实归。他的生平受到诸多争议困扰，他为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捍卫的某些问题而战。然而，尽管如此，在各个时代中，他都有自己的崇拜者。正如勒克莱克（Jean Leclercq）所言，“今天，正像在他自己的时代一样，他仍会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不是让人望而却步。”

在16世纪，他是一个被人交口称赞的人物，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徒，都热衷于宣称得到了他的支持。加尔文认为，他是大格列高利（死于604）至16世纪之间，中世纪时期教会重要的真理见证人。加尔文对伯纳德的钦佩并非绝无仅有。在宗教改革最初几年中，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出版了数十本早期教会教父亲和中世纪大师的著作集。在这些作品中，几乎出现在所有作品中的两位最受欢迎的中世纪作家便是大格列高利和克莱沃的伯纳德了。这位12世纪伟大的修道士，爱的神学家，“蜜口博士”，迄今已被各种基督徒景仰了近800年。

伯纳德于1090年，出生于勃艮第第戎郊区（今法国）的方丹城堡。这座城堡今天被人们保存下来，城堡一部分被改造成一座小教堂，以示对伯纳德的纪念。他的家族属于地位较低的贵族，伯纳德本来会被培养使他成一位年轻贵族，以便能在世界上安身立命。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

1112年*，伯纳德进入了当时刚刚成立的熙笃修院（Citeaux），这是刚成立的熙笃会（Cistercian）的第一个修院。这不是一个基础雄厚的著名修院，却是一个严格的具有改革精神的修院，该修院是由摩莱斯密的罗伯特（Robert of Molesme）于1098年创建。到1112年，修院院长名叫斯蒂芬•哈丁，是一位英格兰人，他精美说明的圣经今天保存在第戎市政图书馆里。伯纳德不是空手而来，而是设法带来了30名新人，包括他的两位叔叔还有他大部分堂兄弟。最终，他的家人中有更多人加入了这一名单中。

 

熙笃、克莱沃和争端

三年之后，伯纳德被任命为新修院院长，这是熙笃修院第三个分院。他带着12位修道士前往一个偏远山谷，在那里他们创立了克莱沃修院。（克莱尔沃修院一直保存至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座修院被改建为监狱。曾由修道士聚居的房间变成了囚犯居住的牢房。

熙笃会成立的初衷，是为反对本笃会纪律日渐松懈的情形，而克莱沃修院也是本着同样精神创立的。目的是重归严格的本笃会规，包括贫穷和辛勤工作。比本笃会实行的更严格的禁欲主义形式。

在克莱沃，伯纳德把自己的改革理想推向极致；而在他早年，这就给他带来了不幸的影响。他的高标准后来证明对其属下修道士的虚弱人性来说太严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无法应付了，伯纳德不得不放松了约束。此外，伯纳德严以律己，结果是他的健康永久性受损。特别是，他患了严重的胃病，而且一直存在消化问题。必须提供一个地方，让他在修院服务期间修养。然而，尽管他的身体不好，但伯纳德一生中获得的成就却比绝大多数伟大人物取得的成就都要多。

熙笃会的成立本来是为了抵制本笃会的妥协，而这带来了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伯纳德全心全意投入到这场争论中。他的第一部著作，大约作于1124年至1125年，就是写给圣蒂埃里修院院长威廉的《辩护辞》（Apology），论及熙笃会派与克吕尼修道士之间的争执。位于克吕尼的大修院当时是本笃会社区的中心。

熙笃会指责克吕尼修会违背了会规；克吕尼则回应，指责熙笃会批评不公允。伯纳德首先针对第二项指控，承认存在灵里骄傲的危险。“虽然有人以身穿修道袍为乐，不愿与锦衣玉食有关；但是，他们却缺乏谦卑之心。诚然虽身着锦衣却存谦卑之心，要比身着道袍内心骄傲更好（辩护辞6:12）。然后，他提出一场精彩的讽刺批判，责难克吕尼修会的奢侈。在一段著名段落中，他讽刺了在某些修院提供的奢华餐点：

 

这时，一道又一道菜被摆上桌来。只是没有肉，不过为了补偿这一点，又端上了两大盘鱼。你可能认为，第一盘就够了；但一旦你开始了第二盘，那它的回忆就消失殆尽了。厨师们以其高超的烹饪技巧和智慧预备了所有的饭食，以至人们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并不妨碍他们接着大快朵颐，而他们的食欲也不没有因酒足饭饱受到抑制。菜肴的选择如此令人怦然心动，以至肚子没有意识到它负担过重了（9:20）。

 

这并非他论及本笃会和本笃会会规的最后一篇文章。几年之后（1141-1144年），他写了另一部著作，《论诫命与时代》（On Precept and Dispensation）论及遵守会规的性质。这本书一开始是为了回答两位本笃会修道士的一些疑问，因此语气上论辩性不是那么强。它论及本笃会会规的地位及是否可以被人们破坏的问题。

特别是，在会规与修道士向修院院长作出的承诺之间产生冲突时，那修道士应该怎么办呢？伯纳德强调说，修院院长的权威源于并依赖于会规，而且修道士应当应服从自己修院院长。伯纳德尽管对本笃会修士发起了辩论式的责难，但对这一修会却产生了影响。巴黎圣丹尼斯著名修院的院长苏格尔受到伯纳德论奢侈的言论触动，并为自己及其修士采用了更严格的生活方式。

 

骑士和其他修会

伯纳德也与其他宗教修会保持着密切、热情的关系，例如与加尔都西修会（Carthusians）和普里蒙特雷修会（Pre-monstratensians）。特别是，他还制定了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这一新修会的会规，并在1128年至1136年间的某个时间，为他们写了一部灵修作品《新骑士赞》（In Praise of the New Knighthood）。圣殿骑士团是一个宣誓要捍卫圣地的宗教团体，也是持守基督教灵修和道德的宗教团体 – 与大多数掠夺性的十字军不同。

伯纳德在《新骑士赞》中讨论了这一新骑士修会后，还探讨了圣殿骑士应当捍卫的圣地各场所的寓意，如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其中大部分都是专门讨论一个地方，就是基督被埋葬的圣墓。伯纳德问道：

 

“我们何以知道基督真正克服了死亡呢？正是因为他不配受死，却承受了死亡。我们岂能被要求偿还他已然付清的债务吗？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同时将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已经亲自偿还了我们的死亡债务并使我们重获生机……但这是何种公义呢，你也许会说，无辜者竟然为有罪之人而死？这绝不是公义，乃是怜悯（11.22ff）

 

熙笃会的成长

在伯纳德带领下，熙笃会修院增长迅速；不久后，便开始建立自己的分院。这些分院中的第一个，是1118年在特鲁瓦方丹（Trois Fontaines）建立的；第二个修院是在1119年 方特纳（Fontenay）建立的。如今，在特鲁瓦方丹，只有小教堂的废墟和其他几座建筑物仍然存在；但在方特纳，这些建筑物仍然保存完好。他们现在被精心修复了，方特纳修院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那个时代的修院。

伯纳德本人一生中建立了大约70座熙笃会修院。如果将这些修院再行建立的修院计算在内，伯纳德去世时差不多有170位分院，克莱沃分院的和曾孙修院。这一修院在12世纪的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伯纳德。

这种快速增长显示出熙笃会在第一个百年中的成功；然而，这也是它衰落的原因。熙笃会成立是针对本笃会修院纪律松懈的严谨反弹。但是，这种快速增长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大规模强有力的修院；而且事实证明，人们不可能长期持守严格的标准。随着发展，熙笃会也变得像本笃会那样纪律松懈。在伯纳德辞世的那年，就已经做出了削弱对贫困誓言的决定。

 

世间的事务

伯纳德当初到熙笃会是为了逃避世界，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他人生中一个深刻的矛盾。他相信，修士已经离弃了世界，将世界抛诸脑后，而且修士应该留在自己修院里。但随着时间推移，伯纳德却成了12世纪教会中旅行最多的领导人之一。1130年，教皇洪诺留二世（Honorius II）去世，由两位敌对的教皇：英诺森二世（Innocent II ）和阿纳克莱图斯二世（Anacletus II）继任。欧洲因为这一问题出现了分歧。

伯纳德得出的结论是，前者是更好的人选，更致力于改革教会。因此，他把自己的倚重放在了英诺森身上，并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他通过写信和亲自出面的方式，来赢得了阿纳克莱图斯的支持者。英诺森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伯纳德的支持。这促使伯纳德在罗马的影响力提高，也促使他对参与欧洲事务的兴趣增长。

伯纳德一生一直都在抗议他丢弃世界和不愿参与世俗事务的愿望。然而，即使在没有受邀如此情况下，他仍会介入此类事务的频率也表明，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愿舍弃这种愿望。他对此类事物的参与程度，可以从他最近的“信件”评注版中窥见一斑，其中包含不少于547封给全欧洲许多不同人的信件。

 

修院派与经院派

伯纳德性格中另一个矛盾的方面，可以从他与经院神学之间的关系中看出。在所谓“黑暗时代”（约500-1000年）中，当西欧被连续蛮族入侵的浪潮笼罩时，神学几乎完全局限于修院中，这为修院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种修院神学是在委身和灵修的氛围中，在按照修院规则生活的框架内形成的。这是一种适合日常生活需要的神学，其目标不是为了追求知识本身，而是为了智慧–即个人灵性上的成长。

修道士采取的方法是一种默想和崇拜。这尤其是一种由修道士建立也为修道士服务的神学。但是，随着11世纪西欧日益稳定，不管是一般性神学还是专门的神学，都开始扩展到了修院之外，进入到了教堂的学校中，然后又拓展到了大学中。这将神学置于不同背景下，并赋予它们不同的优先问题。随之出现的结果是，经院派神学，这是建立在学校基础上的；因此，是在一种更“世俗化”的环境中形成的，追求的是一种学术而不是灵修。目标是客观性的知识。其神学方法是质疑，争辩和逻辑分析，而不是祷告和默想。

经院派方法是何时开始的呢？最初的步骤可以从1109年去世的坎特伯雷的安瑟伦身上看到。他是一位修士，从许多方面讲，仍然恪守修士传统，却开创了一种更哲学的神学方法。这些开端由其他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年），一位在伯纳德时代生活在巴黎的颇有影响力和争议的神学教师。

阿伯拉尔可能是12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对引入一种新的神学方法富有责任。奥古斯丁还有他之后安瑟伦都是根据以下原则运作的，即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人的信心，而不是去质疑它；对知识的追求是为了“信仰寻求理解。”信仰是首先出现的：“我信乃是为了理解。”阿伯拉尔则扭转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种怀疑方法。“通过怀疑，我们才会追问；通过追问，我们才会获得真理。”

这是对传统方法的一次巨大逆转，此外，阿伯拉尔还显示出对业已建立的政权缺乏尊重，这至少使他对基督受死从而向上帝或魔鬼付上了赎价的传统解释产生了质疑。（基督受死乃是向魔鬼付上的赎价，是中世纪一种颇受欢迎的概念）。与之相反，阿伯拉尔则提出，基督受死并不是付上罚金，而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上帝的爱，并赢得我们的爱。伯纳德反对阿伯拉尔的神学。

伯纳德对经院派神学有何反应？他被描述为早期修院神学传统最后一位伟大代表并非不恰当。他也是人们公认的反对阿伯阿尔的神学家，并确保了对阿伯拉尔的定罪。虽然这是事实，但并非故事的全部。伯纳德的早期作品之一，《论恩典与自由意志》，作于1128年左右，是一部人们热议的重新讨论恩典与自由意志之间关系的著作，在这场辩论的诸多学派中独树一帜，而且确实经常被13世纪经院派神学家，特别是方济会人士引用。当他将伯纳德的这篇论文和伯纳德的讲道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时，它表现出一种与伯纳德其他著作略有不同的精神；所以，路德的做法并不完全宽泛。

然而，当涉及阿伯拉尔的教导时，伯纳德的立场是明确的。他认为，这是对福音完整性的严重威胁。在1139年，他给教皇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有时，这被认为是他的一篇论文），来驳斥阿伯拉尔。在这封信中，他与阿伯拉尔的许多教导进行斗争，包括他明显将赎罪约简成仅仅是为表明上帝的爱。

 

我因从亚当出生而成为罪人。我唯有被基督的宝血洗净，才能成为义人。难道由罪人而生不足以定我的罪，基督的宝血又不足以为我辩护吗？…人类借救主宝血得成为义，就是如此。但是，这“灭亡之子”[阿伯拉尔（Abelard）]却对之不屑一顾，并嘲笑它… [阿贝拉尔相信，基督的生和死]除教导人们如何依靠他的话和榜样生活，以他受难和受死指明他们的爱为限制之外，别无它用（6：16-7：17）。

 

经伯纳德安排，阿伯拉尔于1140年被传唤出席桑斯一次议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教导被定罪。阿伯拉尔向罗马教廷提出上诉，但当时的教皇是英诺森二世，而他获得教皇职分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伯纳德！所以，这一判决被确定了下来，阿伯拉尔则退入克吕尼修院；第二年，便在那里去世了。

伯纳德对阿伯拉尔和经院派神学的反对态度，并非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态度。彼得•朗巴德（死于1160年），是阿伯拉尔的弟子，他著有《金句四卷集》，这本书成为中世纪和及以后时代的标准神学教科书。在这本著作中，他使用了与阿伯拉尔相似的方法，但对那始终让阿伯拉尔迷惑的传统权威却有一种尊重。结果，朗巴德甚至设法赢得了伯纳德的支持。

伯纳德所持的反对态度主要针对的是对经院派神学的滥用。他觉得，这不是一种适合修道士的活动；但他并没有否认，其他人可能以这一领域为业。然而，伯纳德常常会给人一种印象：修院生活才是通向天堂的唯一安全之路。其中有一个例子，见于他对神职人员作的题为“论悔改归信”热情讲道中，是1139年至40年在巴黎宣讲的。在这篇讲道中，他鼓励他们放弃世界，并归向修院生活。

伯纳德对异端的反对并没有止步于阿伯拉尔。他还反对另一位更圆滑、经院派的神学家，他是普瓦捷的主教吉尔伯特。1148年，吉尔伯特被召出席兰斯议会，但与阿伯拉尔不同的是，他只是受了警告就逃过了一劫。许多人认为，伯纳德表现出对反对异端的极端热忱，并试图利用他与教皇之间的密切关系让吉尔伯特被定罪。

伯纳德还反对当时两位流行的传教士彼得•德布鲁斯和洛桑的亨利，他们拒绝天主教会，并在法国南部形成了自己的“属灵”的教会。伯纳德反对的另一位异端分子是布雷西亚的阿诺德，此人教导神职人员应该被剥夺物质财富，而教皇对教会事务之外没有管辖权。

 

教皇之父

1145年，当克莱沃修院一位以前的学生伯纳德•皮纳特里（Bernardo Pignatelli）成为罗马教皇尤金三世时，伯纳德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因有以前的学生作罗马教皇，自然而然，伯纳德的影响力就会增加。伯纳德对尤金发出的感叹中可能有一丝自满情绪，他说：“他们说不是你，而是我才是教皇”（书信239）。伯纳德一直关注教会腐败。在1127年至1828年间某个时候，他曾写了一部论主教职责和行为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对滥用教职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在1150年-1152年间，他也在爱尔兰阿马主教圣玛拉基的《玛拉基生平》中描绘了理想的主教，这位主教在访问克莱尔沃时死去了。

因为有以前的学生作教皇，他完全有理由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教皇制度。在尤金被任命教皇的那一年，伯纳德开始了他《论思想》（On Consideration）的工作。这本书是写给尤金的，直到1153年，他们两人都辞世时才完成。在这本著作中，他敦促教皇要在自己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来反思或默想。他应该思考自己（他本人和他的职分），那些在他手下的人，罗马帝国内在他周围的人，还有那些在属天世界中在他之上的人。伯纳德对教宗制有很高的看法。教宗是“基督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不是治理一个人，而是治理一切主人”（2：8：16），而且他拥有完全的权力。然而，伯纳德也同样强调他反对教皇的暴政：

 

我们若意识到，上帝赋予我们的是一种事工，而不是一种统治权的话；那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自己了……在我看来，你被赋予的是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而不是握有它的权柄……对你来说，与统治的热情相比，没有任何毒药比它更危险，没有任何刀剑比它致命。当然，你可能会把很多事归诸于自己，但除非你受了极大的欺骗；否则，你就不会认为，你所领受的仅仅是从伟大的使徒而来的管理权（2：6 ：9; 3：1：1-2）。

 

一项悲剧事业的伟大领袖

第二年，新教皇号召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保护圣地免受阿拉伯人入侵。他任命伯纳德来推动这项事业。伯纳德的父亲曾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这次东征成功地夺取了耶路撒冷；所以，伯纳德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他走遍欧洲，呼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道来参加“这项基督的事业。”除此之外，他制止了一位误导人的修士的活动，此人正在敦促十字军通过屠杀德国的犹太人，来练习自己的军事技能。

伯纳德成功发起了这次十字军东征，此次东征始于1148年，但却是一次悲惨的失败。这是对伯纳德的一次重击，他受人尊重的程度急剧下降。他安慰自己说，人们对他发怒要比对上帝发怒更好。然而，伯纳德的声誉之大足以承受这种挫折。他在1153年辞世；1174年，他被天主教会册封为圣人。

 

属灵生活的导师

伯纳德被人们纪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所有著作都是论这一主题的；但是，其中三个主题却最为突出。他的前两篇专论之一是《谦卑与骄傲之阶》（The Steps of Humility and Pride），写于1125年前；在这部著作中，伯纳德对本尼迪克特在其会规中描述的谦卑12阶梯作了阐述。这一著作包含了对人性的一些洞见：

 

谦卑乃是一项美德；借此，人因颇有自知之明，而轻看自己。正如纯正的真道只能由纯洁心灵看到一样，弟兄的苦难也只有内心经历过痛苦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若非到了你知道并意识到自己灵魂中有同样的失败，不然就绝不会真正对别人的失败心生怜悯。人吹嘘自己比别人更美善，若没有活出他所夸口之事，又表现得比他人更美善的话，那他就应当为自己感到羞愧。他不想做得在人前表现得那样美善。他不在乎活出一种更美善的生活，而希望别人去这样做。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美善时，他岂不是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吗？他必然在聚会中居首位，在会中第一个发言。他来，没有受召。他未受人请托，就出面干涉。他必然会重新安排一切事，重做所做的一切。他自己从前未做或未安排之事，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也没有受到妥善安排（1：2,3：6,14：42）。

 

在他人生后期，约1126年和1141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伯纳德完成了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论爱上帝》。然而，他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他的布道《雅歌讲道集》（ Sermons on the Song of Songs）。这86篇讲道是在1135年到他辞世之间写成的。虽然它们表面上像是讲道集，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为了让人阅读而不是用来讲道的文学作品。再次，虽然它们遵照《雅歌》的文本（只到达第三章一开头），但这些却是论属灵生活主题的一系列讲道，只与经文有一种松散的联系。在这些讲道中，我们看到了伯纳德处理神学的方法：

 

若有人渴慕知识，只以认知为唯一目的，那就是可耻的好奇；还有人渴慕知识，只求为人所知，则是可耻的虚荣。还有人渴望知识，只为售其成以营利或求尊荣，则是可耻的谋私；还有人渴慕知识，是为了服务人，这是爱心。最后，有人渴慕知识，乃为使自身受益，这乃是谨慎（36：3）。

 

在这些讲道中，伯纳德还谈到了他自己的神秘经历：

 

正如我承诺的，我要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你们。这不是说它有何重要之处。我承认这道也临到过我，虽然我说话犹如一个愚人一样，而且曾临到过我很多次。但尽管他临到我，我却从未意识到他是何时临到的。我察觉到他的临在，我后来记得，他曾与我同在；有时候，我预感到他会来，但我从未意识到他的来临，也不晓得他离去（74：5）。

 

伯纳德实际宣讲的一些讲道得以保存下来。另外还有一系列为教会各种主日和节日举办的布道。伯纳德对圣经的解经主要是寓意性的，是和那个时代相一致的。他对这种技术的运用，使他获得了“蜜口”的称号（甜蜜流淌，就像蜂蜜一样），这就是说，他能从圣经书信中吸取灵性意义的甜蜜之道。

今天寓意式方法已不再为人们尊宠了。尽管伯纳德的解经方法可能不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著作就必然不合圣经。伯纳德会用似乎不太可能的经文，或其他地方没有明确教导的经文，来得出或阐释的教训。除此之外，伯纳德著作的文本是沉浸在经文中，因为每隔几行，都会有圣经的典故出现。

克莱沃的伯纳德是教会史上一位伟大的、令人着迷的人物。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去甚远，而且与我们的时代也很不同。在其他方面，他的生命是基督教灵修的一种不变的表述——它超越了时间和文化中的所有障碍。

[*最近一些学者将伯纳德的进入修院的时间定为1113年]。

致谢：这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出现在托尼•莱恩《雄狮版简明基督教思想》（The Lion Concise Book of Christian Thought，雄狮，1984）。伯纳德著作中的摘录部分，大多出自熙笃会教父系列出版物，由熙笃会出版社。

托尼•莱恩是伦敦圣经学院历史神学讲师。在他的著作中有《基督教会史手册》和《基督教教会伟大领袖》（穆迪出版社）撰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