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感动世界：锡耶纳的圣凯瑟琳

作者：James D. Smith III， Kimberly Dawsey-Richardson 译者：陈知纲

《基督教史》第94期

致命的瘟疫与社会创伤充斥着各样的消息，不断测试着我们善良和勇气的极限。在教会本身如此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基督徒对此该如何做出回应呢？也许，我们需要另一位锡耶纳的凯瑟琳。

历史上总有令人不安的时间：我们无法逃避各样消息，如全球艾滋病危机，即将到袭来的普遍流感，政治犯的困境，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再次出现，和领导力失败。上世纪对人类进步的迷恋已经让位于对希望和归属感的渴求。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阿特金森（Clarissa Atkinson）已经观察到，“今天，意识到那些我们似乎无法阻止的危险，使我们在某些方面更像中世纪的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祖父母。”若是这样，可能再没有比中世纪的圣徒和教会博士锡耶纳的圣凯瑟琳更好的导师了。她生活在一个几乎处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恐惧中的时代。黑死病和天主教会制度性抽搐使已经饱受创伤的民众号哭无门。凯瑟琳胜过自己的恐惧和社会习俗勇敢地挺身而出来医治病人，敢于向教皇权威说明真相，并奉基督之名建立起了以对话和解为特点的网络。

对教养的叛逆

凯瑟琳•本尼卡萨（Catherine Benincasa）生于1347年，在25个孩子中排行23。在少女时代，她就以自己难以抑制的快乐与金棕色头发为人熟知。六岁时，在与自己兄弟姐妹一同从教会回家时，她看到一个异象，见基督在向她微笑并祝福她。这种对上帝呼召她侍奉的感觉是强烈、持久的。

虽然她的母亲渴望有一位过“正常生活”的女儿，但凯瑟琳却不愿成为一位刻板的女性。有一次，她狂热地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希望被那些追求者拒绝，并受到自己家人认真对待。她坚定地投身于上帝的呼召，甚至梦想着装板成一个男孩进入一所修道院中。她并不想结婚，或成为修女，而是向往用自己的方式来侍奉上帝。

在经过极大忍耐之后，她说服了自己家人让她加入圣道明会的第三会，那时她才16岁。尽管她住在家里，主要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但她还是参与这个群体的各种灵修活动（除了她自己严格的操练以外）。在追求洁净、谦卑、与上帝相交的过程中，她努力了三年时间来赢得对自己心灵和各种肉体冲动的支配。她的操练方法是一种完全的降服，以上帝的圣言和圣礼为基础。

三年时光结束时，她有了一种对外界需要的强烈觉醒。上帝带领她摆脱了那种以为若不失去心智就不能帮助自己邻居的想法（“我只想行好，”她想，“但这要照我的方式。”）上帝赐给她一种反映了耶稣之言的奉献之心：“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可以说，对她基督徒品格的最高检验是她对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瘟疫，即黑死病及其后果的回应。

“他们成百上千地死去”

1330年代中期，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对一种瘟疫的报告。商人们将这种传染病带到了中东和欧洲。当时的人们将这种瘟疫称为“大灭绝”和“黑死病”，因为患者皮肤经常会因感染病变和皮下出血而变成黑色。由于许多地方当地人口有半数以上死去，传统社会体制崩溃，经济则留在动荡中。恐惧和忧郁笼罩着这片土地。锡耶纳的一名幸存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父亲遗弃孩子，妻子遗弃丈夫，一位弟兄遗弃另一位弟兄，因为这种疾病似乎让人窒息和触目惊心 ……家庭成员尽自己所能将死去的人埋在沟中，没有牧师，没有圣职人员……因为白天黑夜都有成百上千人死去 … 我，胖子阿格诺洛·迪·特拉，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五个孩子。而且，有些人只是草草用土掩埋，以致野狗将他们拖出来，在整个城市中吞吃了很多尸体。有没有人为任何死者哀哭，因为所有都在等待死亡降临。而且，因为如此众多的人死去，乃至所有人都认为世界末日临到了。

幸存者如何回应呢？佛罗伦萨的作家薄伽丘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充满了拒绝、幻想和放纵的逃避世界。还有人无情地（通常是用宗教方法）用文学、视觉艺术、舞蹈即将死亡的人，还有悔罪的鞭笞，提醒人们死亡的降临。还有一些人，在经济匮乏和体制崩坏的时间变成了奸商。

坚定侍奉

凯瑟琳没有任何这种情形。与之相反，她直面这种严峻的现实，并在在上帝这一最伟大的现实中找到了希望。这一结果是勇敢、富有同情，并具有创造性的侍奉之路。凯瑟琳对患者献身精神和瘟疫一样具有感染力，大有灵恩地吸引其他人来触及人的生命并改造情况。在贫穷、恐惧和恶臭中，她和那些跟随她的人通过无私的奉献传播基督的香气。

凯瑟琳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像基督那样，去爱别人。比如，在照顾一位患有乳腺癌的寡妇时，这病已经让她的皮肉溃烂，凯瑟琳因为散发出的恶臭禁不住恶心。于是，她强迫自己用脸贴近那渗出脓血、敞开着的创口，皮肤贴皮肤，责备自己说：“噢，你想厌恶这位姐妹，就是已被救主宝血赎回，你要这样吗？你这可能陷入同样疾病中，或是比这更糟糕的状况中的人啊？我指着上帝起誓，你必不能免受惩罚！”尽管这位病人的可怕景况，她也不会退缩，直到圣灵征服了她肉体。

尽管她触摸的许多人患有身体上的疾病，但也有人却是因为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的不公和弊病而挣扎。有一名囚犯，夹在竞争和权利斗争困扰的体系中，寻求在他斩首的瞬间能有凯瑟琳的陪伴。她告诉自己告解者卡普阿的雷蒙德说，“我刚刚用自己的手接受了一个人的头颅，并深深受到感动，以致我的心无法把握它。我在刑场等着这人……他像一只温顺的羔羊一样走上前来，当他见到我的时候，开始微笑起来。他请我在他身上画上十字架的记号，我让他伸出脖子……并对着他弯下腰来，要他纪念那羔羊的宝血。他嘴唇不停地喃喃自语的只有“耶稣”和“凯瑟琳，”当我把他的头接在手中时，他还在喃喃自语……我的灵平静安稳，因为意识到基督宝血的香气，乃至我无法将那溅到我身上的血迹除去。”

向教皇讲道

凯瑟琳的勇气和同情心也渗透到其它活动中，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改变着人们对女性角色的观念。她并不在乎要作为一位女性在侍奉中留下标记，而是更专注于基督呼召她作一位侍奉的女性。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说，当他在1970年称叫凯瑟琳为教会博士时，她乃是一位“劝勉恩赐”的博士。她认为，目的明确，表达清晰的沟通乃是人际关怀的关键，而相应的冲突也会迎刃而解。

正是凯瑟琳大胆告诉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败坏的会友反对你。”她命令他离开阿维尼翁，因为教皇在这里已成为法国的傀儡，要回到罗马去。“要有大丈夫气概，不要怕。要回应上帝要你占有荣耀牧人，就是圣彼得的地位，你乃是他的代表。你当复兴圣教会，重拾已失去的起初火热的爱心；她之所以苍白，是因为那些恶人已经耗尽了她的鲜血。来吧，父啊！”

对教皇的这类劝勉乃是凯瑟琳大量信函中的一小部分。她近400封留下来的信件和其他作品都见证了她广泛的影响力。她敢问别人不敢问的问题，并要人做出回答。她的通信提升了公众的意识，并凝聚起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在促进了和解和医治，并将基督徒走向合一。

为上帝而活，为上帝而爱

凯瑟琳最著名的著作品的标题《对话录》，表达了她生命的主题。凯瑟琳积极寻求恢复整体性，并在各种情况下寻找最好的结果，即一种借着她丰富、深入与上帝对话的侍奉。在《》对话录》中，她记录了主与她最深入的对话：“你的爱应该是真诚的：你应该用你爱我的爱来爱自己的邻居。”

在她所处的那个“黑暗时代”可怕的混乱中，充满了瘟疫，分裂、贫穷和分裂，凯瑟琳的声音以清晰和同情出现。她自己的母亲，虽然曾拦阻凯瑟琳突破传统为上帝而活的生活，在丧偶之后也加入了道明会的第三修会，与凯瑟琳密切合作，并仿效她来生活。圣凯瑟琳的生活向今天的我们提出了挑战，因为它体现了佛塞斯（P. T. Forsyth）的建议：“你必须与人共同生活以知道他们的问题，与上帝同活来解决这些问题”

James D. Smith III 是在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的教会史学副教授，和圣地亚哥大学的讲师。Kimberly Dawsey-Richardson是加州埃尔卡洪弗莱切长老会的助理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