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威胁中的教会

黑死病威胁中的教会

——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死去时——

《基督教历史》第49期

Mark Galli 著 陈知纲译

《纽伦堡年鉴》木刻 鞭笞者

1347年10月，当一艘刚刚从克里米亚返航的热那亚商船停靠在西西里岛一个港口时，那些已死和垂死之人躺在船桨旁。水手们的腋窝和腹股沟处出现了鸡蛋大小的黑色肿块，从这些肿块中流出了脓血、脓液，而且他们皮肤上也长满了脓包和黑斑。病人忍受着剧疼，在出现第一症状后五天内就会死去。

第二批患者中还出现了其他症状：持续的高烧和吐血。这些受害者会咳嗽，大汗淋漓，在三天或更短的时间内就会死去；有时候，会在24小时内死去。无论症状如何，患者身边的一切都会散发出臭气；当他们感染上这种疾病时，抑郁和绝望就会临笼罩在他们身上。

这种疾病，或瘟疫，是如此致命，有些人在睡下时还好好的，可没到早上就死去了；一些医生在病人床边感染了这种病，在病人死去之前就死了。

借着这些沿着海岸和河流航行的船只，到1348年初，这场瘟疫就已经传播到了意大利、北非、法国，还越过了英吉利海峡。与此同时，它穿过了阿尔卑斯山脉进入了瑞士，又向东传到了匈牙利。

在某个特定地区，这种瘟疫往往会肆虐四到六个月时间，然后就会减弱下来；但是，大城市却除外。在这里，瘟疫肆虐的程度会虽然在冬天减轻，但在春天却会重新出现，再度肆虐六个月。1349年，瘟疫再次袭击了巴黎，并开始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及挪威、瑞典、丹麦、普鲁士和冰岛蔓延开来；有时候，瘟疫的传播让人不寒而栗。在挪威的海岸附近，有一艘船在海上漫无目的地飘荡着，最终在卑尔根停泊下来。人们在登上这艘船时，发现了一批羊毛还有一群死去的船员。

到1350年中，这场瘟疫已经蔓延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死亡率从一些地方的20％到其他地方的90％不等。在许多农村，最后的幸存者便远走他乡；于是，村庄便陷入一片荒芜，只剩下蒿草覆盖的土堆。总体来说，一位中世纪观察者所做的估计与现代人口统计学家的估计相吻合：“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死去。”这意味着，大约有2000万人死亡。

换言之，从1347年到1350年，中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的是，这场瘟疫，或者常常被人们称为黑死病，给中世纪的基督教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是，从许多情况来看，它所留下的痕迹也像黑死病本身的症状一样可怕。

抛弃所爱的人

一开始，人们只是感到惊讶，那些震惊的证人往往夸大自己的报告。在法国阿维农，编年史作者将死亡人数确定为62,000人（有些人则定为120,000人），尽管这座城市的人口可能还不到5万人。不管夸张与否，这场瘟疫摧毁了众多城市，一些大型工程陷入了停滞：在意大利的希耶纳，当黑死病夺去了一半以上的居民时，建造宏伟教堂的工程便被迫停止了，这座教堂本来计划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大教堂。

最初主要的问题是埋葬所有尸体。当墓地埋满了死人时，阿维农的尸体就被扔进了罗纳河，直到挖出群葬坑。在伦敦，尸体被堆积起来，直到装满这些葬坑。人们还将尸体留在门口，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的、一堆堆的尸体。

这场致命的瘟疫并没有激发人们去彼此互助，反而是让人们彼此远离。一位西西里人的修道士报道说，“治安官和公证人拒绝来为死者作遗嘱，”更糟糕的是，“甚至祭司也不来听他们忏悔。”根据一本名为《十日谈》（Decameron）的书记载，作者说：“这人远避那人……亲戚冷漠，兄弟相弃，丈夫常被妻子抛弃；不仅如此，更难以置信的是，父母丢弃自己孩子让他听天由命，无人照管，无人看顾，仿佛陌生人一般。

然而，仍有一些非凡的基督教慈善机构。根据一位法国编年史家的说法，一家城市医院的修女们“不怕死亡，全心照顾病人。”新的修女取代了那些死去的修女，直到大多数人死亡：“因死亡更新了多次，正如我们虔诚相信的那样，[她们]现在安息在基督那里。”

平息上帝的愤怒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这场灾难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上帝的愤怒。如此彻底的一场灾祸必然是上帝对罪的惩罚。有一位作家将这场瘟疫与大洪水做了比较。

人们为平息上帝愤怒的努力有多种形式，但最常见的方式是最初由教宗批准的游行。有些游行会持续三天，有些游行多达2000人（当然，这只会促使传播瘟疫）。忏悔者会赤脚走路，穿着麻布；他们将灰尘撒在身上、哭泣、祷告、撕扯自己头发，手捧蜡烛和遗物。他们嚎啕着走过城市的街道，向耶稣、马利亚和圣徒乞求怜悯。

当瘟疫没有减弱时，游行队伍便从忏悔转向了自我鞭挞。鞭挞者认为，他们是社会的救赎者；他们要再次用自己的身体担当基督的鞭挞，以赎回人类的罪。

他们赤裸上身，用带铁刺的皮鞭抽打自己，直到鲜血流出，由200人到300人组成的队伍（有时多达1000人），从一个城市游行到另一个城市。他们恳求基督和马利亚怜悯，城里的居民呜咽着、呻吟着表达自己的同情。他们每天会鞭笞三次，在教堂的广场上公开鞭笞两次，私下里鞭笞一次。

他们由一位平信徒组织起来，通常是33天半，代表基督在地上的岁月。他们承诺，自担费用并顺从这位主人。未经这位主人许可，他们不得洗澡、剃须、换衣服、睡觉，谈话或与亲近女性。

这场运动迅速从德国经低地国家传播到了法国。数以百计的队伍在这片土地上游行，在一座又一座城市激发人们早已过度紧张的情绪。居民们敲响教堂的钟声，向他们致敬，并热情款待他们。孩子们被带到他们身边来求得医治。人们将衣服浸入鞭挞者的血液中，然后用衣服蒙住自己的眼睛，并将它们作为圣物保存下来。

这些鞭挞者很快变得傲慢起来，开始公然攻击教会。这群人的开始听人告解，给人赦免，并强制人忏悔。凡试图阻止他们的牧师，都被用石头打死；反对者被斥责为敌基督者。鞭挞者接管教会，破坏教会崇拜，并嘲笑圣餐，抢劫祭坛，宣称有权驱逐恶魔和使死人复活。

杀人赎罪

随后，这群自我折磨的人和其他基督徒便将自己的焦虑转向了另一群人：犹太人。人们怀疑犹太人向城市的井中投毒，蓄意“杀死并摧毁整个基督教世界，从而掌管整个世界。”1348年春，在第一次瘟疫死亡之后就开始出现。在法国，犹太人被从自己家中拖出来，扔进篝火中。

教皇克莱门特六世试图阻止这种歇斯底里。他说，那些将瘟疫归咎于犹太人的基督徒已经被“那位说谎的，就是魔鬼欺骗的”；而且，控告犹太人在井中投毒并对他们进行大屠杀，是一件“可怕的事。”他敦促祭司们将犹太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正像他本人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人们急于要找替罪羊时，他的声音几乎没有人去听。

在一个小镇中，一个有数百名犹太人的整个社区都被放在一个特别为此建造的木屋里烧死。法国斯特拉斯堡的2000名犹太人被带到墓地，在那里将那些没有改宗的人绑在一排排火刑柱上烧死。

最终，教会和国家占了上风。当克莱门特六世要求逮捕他们时，这些鞭挞者便四散逃走，“他们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他们突然出现一样。”有一位目击者写道，“就像夜间的幻影，或是嘲笑幽灵一样。”

疫后的愤怒

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间，瘟疫每十年都会在各地爆发一次。然而，尽管这一切的悲伤和死亡，却对社会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有些人注意到它对道德的严重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让人们的道德每况愈下。”随着瘟疫之后的商品过剩，出现了一种贪婪。农民夺走了无人认领的工具和牲畜。穷人搬进了荒废的房子，睡在床铺之上，用银碗碟吃饭。获得荒芜土地的诉讼激增。

其他人则注意到了一个改善：许多同居的人结婚，咒骂和赌博现象大幅减少，乃至骰子制造商将自己的产品变成了祷告用的念珠。

高等教育受益。查理四世皇帝深感“因瘟疫带来的死亡扼杀了世界各地的宝贵知识。”他在瘟疫爆发的1348年创立了布拉格大学。到1353年，三所新的大学在剑桥建立起来，其中一所大学是由为死者举行弥撒的收入来资助。

教会也得到了大量的财富，首先是靠朝圣者的奉献；他们在1350年涌向罗马来求得他们的罪得到赦免。此外，大量的遗赠被送给了宗教机构。1348年10月，锡耶纳大会暂时停止了向宗教慈善机构的收取年费，因为这些机构因为遗赠而“资财变得非常丰富，甚至肥胖”。

但是，教会也受到了很多批评。事实证明，大多数神职人员像民众一样，充满恐惧和自私，有些神职人员乘人之危借自己的服务来搜刮人。教宗克莱门特六世严厉谴责这一点，这种情形也遭到了人民的强烈反对。例如，在英格兰的伍斯特，市民冲破一所小修道院的大门，袭击僧侣，并试图纵火焚烧建筑。

有一位当时的人如此写到，“那时，有牧者头衔之人扮演的却是豺狼角色，异端邪说在教会花园里成长。”虽然大多数人像往常一样踌躇满志，但对教会在关键时刻的行为的不满却加速了改革运动，这种改革运动在一个半世纪后便不受控制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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